内需下降、出口承压下的钢铁行业前景

  核心观点：国内需求不足，导致钢制材料出口激增，引发欧美等多国“反倾销”调查。同时，国家层面多次强调遏制钢铁产能无序扩张，推动“高水平发展”，钢铁出口大增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。在“全球产业链重构”和“中国经济转型”阶段，中国钢铁行业正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质量升级”。未来，中国钢铁行业对内应主动绑定新能源汽车、风光电装备、高端装备制造、国防军工等先进制造业的用钢需求。对外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，积极拓展“一带一路”及新兴市场。此外，主动适应全球绿色规则，重塑未来竞争力。

  进入“十四五”以来，钢铁消费量已从2020年峰值连续下降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我们国家粗钢表观消费量从2020年10.4亿吨下降到2024年8.9亿吨。据测算，2025年中国钢材消费量预计为8.08亿吨，同比下降5.4%。其中，作为需求引擎的房地产，其开发投资持续两位数下滑，直接引发建筑用钢（螺纹、线材）需求大幅收缩。

  从结构来看，内需下降，而钢铁出口量却连年增长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数据，我们国家粗钢（钢坯+钢材）净出口从2020年1652万吨上升到2024年11279万吨，预计2025年粗钢净出口量可突破1.3亿吨。

  钢铁市场“内冷外热”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是由于内需疲软，我国积极拓展海外市场。且国内钢价持续低迷，与国际市场（尤其东南亚、中东）形成价差，这是出口激增的直接驱动力。

  钢铁出口激增是市场自救的必然结果，但也是一种 “内卷外溢” 。它延缓了国内产能出清的阵痛，也可能使结构调整步伐放缓。

  国内需求不足导致钢制材料大量出口，正引发欧美等国强烈反弹，新一轮贸易救济调查激增。由于国内钢厂出口报价极具竞争力，2024年初以来，欧盟、美国、墨西哥等多国对中国钢材发起反倾销调查。2024-2025年，占中国钢铁出口总量约50%的国家和地区，累计发起59起反倾销、反补贴调查，出口环境日趋严峻。

  国家层面多次强调遏制钢铁产能无序扩张，推动“高水平发展”。钢铁出口大增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，2025年12月，商务部、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对涵盖绝大多数钢材、生铁及钢坯的300个海关编码钢铁产品，正式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。要求出口贸易商应凭货物出口合同、生产商开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申领出口许可证。这将对市场上存在的隐形“买单”出口有直接冲击。

  欧盟计划自2026年起，将钢铁进口配额大幅削减47%至约1830万吨，同时将配额外关税从当前的25% 提高至50%。美国依据232条款对中国钢铁及钢铁衍生品加征50%关税。全球产业链从“效率优先”转向“安全优先”，北美、欧盟设置多重贸易壁垒，并推动本土制造业回流，减少对中国钢铁的依赖。韩国、日本、越南等中国传统出口大国对中国钢铁出口大幅加征一定的关税。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，我国应在巩固东南亚传统市场的同时，积极开拓中东、非洲等“一带一路”新兴市场，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。

  对比日本、德国钢铁业在应对国内需求下降周期时的转型路径，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。

  日本钢铁业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国内需求见顶，其转型核心是 “向上游控制资源，向下游绑定顶级客户”。上游，三井物产、新日铁等通过资本深度介入澳大利亚、巴西等国的铁矿、煤矿，保障了长期、稳定、低成本的原料供应。并在需求量开始上涨的东南亚、美国等地合资建厂（如新日铁与安赛乐米塔尔的全球联盟）。下游，钢铁行业集中于开发汽车（高强钢、硅钢）、电子（镀锌板）、能源（管线钢）等领域。

  德国钢铁业在经历两德统一后的重组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钢铁行业转型路径是 “减量、增绿、深度嵌入本土高端制造”。一方面，专注在军工、航空、豪车等小众但高利润的全球细分市场，其高端产品与本土的汽车、机械、化工巨头（如大众、西门子、巴斯夫）形成牢固的产业集群。另一方面，将环保压力转化为技术优势，蒂森克虏伯和萨尔茨吉特等巨头全力投资氢基直接还原（H2-DRI）等颠覆性技术，引领绿色钢铁革命。

  在“全球产业链重构”和“中国经济转型”阶段，中国钢铁行业对内应主动绑定新能源汽车、风光电装备、高端机械、国防军工等先进制造业的用钢需求，实现到“高端制造业服务商”的转型。同时，钢铁企业应积极推动出口产品从量大价低的普材和钢坯，向高的附加价值板材、涂镀产品、钢管及钢结构制品升级，以差异化规避低端竞争。

  碳管理能力将成为新的出口“许可证”。企业需主动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体系，并布局电炉短流程、氢冶金等低碳技术。